文学院吕友仁教授做客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讲

2014年12月8日,我校文学院吕友仁教授做客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主办的思勉人文讲座,做了题为“疏不破注——一个亟待重新认识的经学史概念”的精彩演讲。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所刘永翔教授、古籍所所长顾宏义教授、古籍所党总支副书记方笑一副研究员出席。讲座由顾宏义教授主持。

第12章 盛世鸿儒 孔颖达

在我国传统经学研究中,自孔颖达《五经正义》问世至今,已有一千三百多年历史,但令人遗憾的是:对孔颖达《五经正义》中疏与注的关系的认识,人们仍习惯用“疏不破注”来表达,吕友仁教授从“疏不破注”问题研究现状述评、“疏不破注”概念的由来、孔颖达《五经正义》破注实例、皇侃“既遵郑氏乃时乖郑义”的调查报告、孔颖达编撰《五经正义》的六项基本原则等多方面加以论述,对经学史上由来已久的“疏不破注”问题进行梳理分析,认为学术界笃信的“疏不破注”的概念是一个以偏概全的结论。他指出,孔疏并非注文的奴婢,对注文百呼百应,而是一部具有“求真”品格的独立著作。孔疏在阐释注文时,第一要向上看,看注文是否背经;第二要左右看,看是否有比注文更好的他家注解。当注文满足不了以上两个条件的任何一个时,疏必破注。吕教授认为,《五经正义》之所以历经千年而不衰的原因,正是由于它的这种独立品格、求真精神带来的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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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太阳集团2018网站,吕友仁教授的讲座,纠正了从古至今经学研究上的一个误区,厘清了“疏不破注”说以讹传讹的发展脉络,解决了经学研究史上一个无法回避的基础问题。讲座引起听众的强烈共鸣,讲座后,吕友仁教授与听众进行了长时间的互动和交流,不少听众就孔颖达《五经正义》及经学领域的诸多问题进行了提问,吕友仁教授都进行了精彩而详细的解答。

   儒学经过汉晋南北朝的发展演变,家法各异,流派众多。在汉代有今文古文之 争,家法师法之别。东汉末,郑玄企图统一今古,建立兼包并采的“郑学”体系。 三国两晋,王肃创立“王学”,起而与郑学为敌。南北朝时期,随着政治的分离, 而有南学与北学的纷争。至于儒学内部群经异说,诸师异论,更不下数十百千。纷 纷攘攘,至有互为水火之势。五经越解越暗,圣学越讲越糊涂,十分不利于儒学的 经世致用和发扬光大。在中国历史上,继承汉学风格,完成解决儒学内部不同流派 和不同风格之争,巩固儒学壁垒这一统一工程的巨匠,便是唐初大儒——孔颖达。 是他编订《五经正义》,排除经学内部的家法师说等门户之见,于众学中择优而定 一尊,广采以备博览,从而结束了自西汉以来的各种纷争;是他摒弃南学与北学的 地域偏见,兼容百氏,融合南北,将西汉以来的经学成果尽行保存,使前师之说不 致泯灭,后代学者有所钻仰;也由于他的《五经正义》被唐王朝颁为经学的标准解 释,从而完成了中国经学史上从纷争到统一的演变过程。孔颖这就是这样一个对中 国经学具有总结和统一之功的大经学家。

一、彬彬士投师刘焯 翩翩郎舌战群儒

   孔颖达,字冲远,冀州衡水(今属河北)人。新旧《唐书》俱有传。北周武帝 建德六年(574)生于一个世代书香的仕宦之家。曾祖名灵龟,官拜北魏国子博士; 祖父名硕,为北魏南台治书侍御史。他为官正直,头戴饰懈豸(神羊)的法官帽子, 威重严明,“权豪为之屏踪”,“风俗以之肃清”。父名安,北齐青州法曹参军, 执法也公公平平,志在宽简。这确实是一个有地位、有名声的富贵之家。但与南北 朝的膏粱世胄不学无术异趣,孔颖达并无半点纨绔子弟的习气,也不希冀凭藉父辈 的门前步入官场。

   孔颖达的幼年时代正是南北朝对峙时期。他出生于北周时期,政教清明,局势 稳定。一些较开明和有远见的士大夫,在魏晋以来门资恩荫的惊梦之余,开始重视 教育。如当时自南朝进入北朝的名士名宦颜之推,即告诫子孙:“积财千万,不如 薄技在身。技之易习而可贵者无过读书也。”仕宦之族,缙绅之家,相率督课子孙, 教以儒业。于是,在这个少数民族建立的国度里,居然儒雅重文之风,不让衣冠文 物荟萃的江南王朝。孔颖达出身于有文化教养的家庭,又赶上这样一个重教育兴文 化的时代,可谓兼得天时与地利。他聪明颖悟,自幼便耳儒目染以礼乐为特征的儒 家文化。公元581年,孔颖达8岁,北周外戚、权臣杨坚取代北周,建立隋朝,是为 文帝。隋文帝初年颇重儒术,“超抉奇隽,厚赏诸儒”,自京师达于四方,大兴学 校,广置生徒。“齐鲁赵魏,学者尤多,负笈追师,不远千里,讲诵之声,道路不 绝”,被史书称为:“中州儒雅之盛,自汉魏以来,一时而已!”孔颖达也在这个 时候走上了正规学习的轨道。史称他“八岁就学,日诵千余言”,悟性特佳。还在 少年时代,孔颖这便明悉了服虔所注《左氏传》,郑玄所注《尚书》、《礼记》、 所笺《毛诗》,王弼注《周易》;于儒经之外,还旁及诸子,兼善历算之学;更长 于属文,彬彬焉俨然一少年老成之儒士矣!

   少年时代,孔颖达曾师从当代大儒刘焯为学。刘焯字士元,信都昌亭人,与孔 颖达同郡。刘焯聪敏沈深,学通五经及诸家注解,并对《九章算术》、《周髀算经》 以及天文推步,测量山海之术,有精到的研究,著作有《五经述议》,见解独到, 多所创见。论者以为数百年以来,博学通儒,没有比他更好的了。与当时另一位博 学宏儒刘炫,同称“二刘”。当时儒学南北分裂,经籍散亡,学者求师无门,一些 精通汉师家法的老师宿儒,如徐道明、熊安生之徒,早已谢世,于是,“二刘”便 出类拔萃,秀出其间,遂为后生钻仰之名师。“天下名儒后进,质疑受业,不远千 里而至者,不可胜数”(《隋书·儒林传》)孔颖达就是这千里负笈的佼佼者。但 是,刘焯性情孤傲,怀抱不广,不仅吝于财货,责求束修,而且恃才傲物,凌辱诸 生。孔颖达初来,很受刘焯轻视,并不以礼相待。但一经颖达向他执经问难、发表 意见,刘焯见其答难问对,出人意表,能发人之所未发,乃翻然改容,刮目相看。 孔颖达在名师门下兢兢事学,虚心求教,在从前所学的诸经注解外,百丈竿头更进 一尺,《左传》于服注外又通社预集解,《尚书》于郑注外再通孔安国传(即伪孔 传),为后来他胜任《五经正义》的编纂工作垫下了丰厚的学植。学成业就,刘焯 欲留颖达同馆共授,切磋学问,颖达谢绝了明师的好意,满载而归,下帷教授。其 时他仅20余岁。

   公元605年,隋炀帝杨广即位,改元大业。隋文帝晚年“不悦儒术,专尚刑名” (同上),关闭天下学校,唯留中央国子学一所,生员72人,于是欣欣向荣的儒教 事业,一朝又复归萎缩。炀帝即位后,为了笼络人心,粉饰太平,又兼生性喜爱文 学经籍,于是再开学校,重兴儒业,“征辟儒生,远近毕至”(《隋书·儒林传》)。 孔颖达应时而出,应举明经,对策高第,授任河内郡学博士。大业年间,隋炀帝广 征天下宿儒,集中于洛阳,由门下省主持,仿当年汉宣帝石渠议经、汉章帝白虎论 礼之故事,下令在洛阳举行大规模的儒学讨论大会。孔颖达以明经高第参加了这一 盛会。

   为响应皇帝明诏,经明行修之士、方步矩领之徒,从四面八方云集洛阳,以文 会友,研经讨古,为统一的隋朝政权添上教化大兴的浓墨重彩。时承文帝废学之后, 老师宿儒,若陆德明、鲁世达、刘焯、刘炫之徒,都应时而出,登坛执经,各穷悬 河之辩;论难问对,共研先圣之理。孔颖达少年老成,英才秀发,斩关夺将,舌战 群儒。门下省纳言(侍中)杨达评第高下,以颖达为最,奏之皇帝。炀帝以孔颖达 为太学助教,陆德明为国子助教。其时颖达年方32岁,是应诏诸儒最年少的大师。 被他击败的“先辈宿儒”都心怀羞耻,愤愤不平,暗中派遣刺客欲加害颖达,幸得 礼部尚书、爱才思贤的杨玄感出面保护,将孔颖达藏于府中,才使少年才子幸免于 难。孔颖达凭着自己的渊博学识终于进入国家中央的教育和学术机构,在更好的环 境、更高的层次上进行经学研究工作。

二、十八学士登瀛州 五经正义传典型

   隋末天下大乱,孔颖达避难于虎牢(在今河南荥阳)。李渊建国,海内一统。 李世民因创业征战之功,特授天策上将、领司徒、封秦王。他悦礼敦诗,爱才若渴, 开府治事,形同小朝廷。武德四年(621),李世民在解鞍歇马之后,爱尚儒教,属 意文学,特设文学馆,招揽天下文士,为治国平天下储备人才。文学馆位于宫城之 西,地静景幽,无车马之喧;典籍充栋,有兰台之盛。这年十月,孔颖达等18人同 日被授为文学馆学士,号称“十八学士”。十八学士都是当时经学通明、文彩飞扬 的优秀人物,杜如晦、房玄龄甚至是李世民的心腹谋臣。李世民给他们优以尊礼, 予以厚禄,入阁诸君,皆享用五品珍膳。还令大画家间立本为诸名士写真,大文豪 褚亮题写真赞,高悬于凌烟之阁,深藏于禁中秘府。十八学士三班值阁,李世民每 当军国事罢,进谒归休,常引见学士,与他们讨论坟籍,商略前载。儒雅之风,旷 古稀有;亲近之恩,百代罕及。因此时人称之“登瀛州”。

   武德九年(626),玄武门兵变,李世民杀建成、元吉,立为太子,秦府官属皆 有封赠,十八学士也加官进爵,杜如晦为太子左庶子,房玄龄为右庶子,虞世南为 中舍人,褚亮为舍人,姚思廉为洗马,孔颖达则擢授国子博士,成为全国最高学府 的高级教官。公元627年即位后的李世民改元贞观,论功行赏,孔颖达以儒业受封曲 阜县男,转任给事中。给事中乃门下省要职,掌封驳政令,议论得失,颖达随侍皇 帝左右,倍见亲信。屡迁国子司业,祭酒,掌管一国教育。唐太宗对孔颖达寄以厚 望,将储君的教育委与他,任他为太子右庶子,与左庶子于志宁一道,共同掌教太 子李承乾。孔颖达兢兢业业,克尽职守,无奈太子承乾爱好声色,漫游无度,足智 饰非,不听劝教;又因大宗偏爱魏王李泰,酿成嫡庶相争之祸。承乾被废后,其他 东宫属官多被黜退,唯孔颖达、于志宁等由于平时对承乾犯颜直谏,尽心尽职,太 宗于是对他们却奖赏有加,信任如故。

   作为当年秦王亲信的几个文臣之一,孔颖达在后来的政治生活中,不像房杜诸 人,功业卓著,位至公卿。他在太宗朝的主要贡献不在于政治,而是在文化事业。 他学识渊博,文采出众,每遇朝廷议论礼历、商榷经义,他常发高论,多被采纳。 他曾与魏征、颜师古等修订《隋书》,有“良史”之称,被加位散骑常侍;又修订 五礼,进爵为子。贞观十四年(640),孔颖达为国子祭酒,太宗亲临国学,举行祭 祀先圣孔子的释奠大礼。会上,群儒执经宣义,孔颖达主讲《孝经》,他声若洪钟, 口如悬河,义理分明。太宗令群儒发难辩驳,孔颖达“金汤易固,楼雉难攻”;排 难解纷,令众儒师大为折服。太宗手诏褒之曰:“洪钟待扣,扣无不应;幽谷发响, 声无不答。……思涌珠泉,情抽蕙兰。关西孔子,更起乎方今;济南伏生,重兴于 兹时!”称赞他为“关西孔子”、西汉伏生,与先圣先师并辉齐明。

   孔颖达在经学上的最大成就是奉诏编纂《五经正义》,为经学的统一和汉学的 总结做出卓越贡献。如前所说,中国儒学从西汉开始便流派众多,师说不一。当时 《诗》分齐、鲁、韩三家,《书》分欧阳、大小夏侯,《礼》有《仪礼》、《礼记》, 其中《礼记》分大小戴,《易》分施、孟、梁邱、京,《春秋》既分公、谷二传, 公羊又有颜、严之学。经学史上称这些分歧为“师法”。后来经师又在师法的旗号 下更生异说,于是又分出“家法”,再由家法中分出各种专家之说。就像树干分枝, 校又分枝,枝叶繁茂,渐失根本,经义难明。故有“学徒劳而少功,后生疑而莫正 之叹”。后来古文畅兴,纠葛更生。《诗》有毛传与齐鲁韩争雄,《易》有高费与 施孟争胜,《春秋》有左传异军突起,《礼》又出现《周礼》与分高低,《书》又 得壁中古文十六篇。其间经本有无,卷国残全。文字今古,师说歧异,种种分歧, 更扰得经学讲坛迷雾重重。企图解决经学分歧的统一工作,孔颖达以前共有三次, 一是西汉宣帝有石渠阁大会,二是东汉章帝有白虎观之议,三是东汉末郑玄不讲家 法,遍注群经。石渠阁之会,重点讨论今文经内部师说繁粹的问题,讨论结果,不 仅没有统一师说分歧,反而增立博士,加剧了经学内部异说的产生;白虎观之议, 重点讨论今古文分歧问题,结果著为《白虎通》,用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加西汉谶纬 迷信统一意识形态,对古文经说的优秀内容无所取正,这同样达不到学术统一的目 的。因此白虎观会议后,古文经学不仅没有歇息,反而从者更多,成就日丰。郑玄 兼通今古文,而以古文为依归。他起而遍注群经,杂采今古文,今古文之异才日渐 消亡。但是郑玄经注也未臻完善,学者多攻其所短,至西晋,王肃又重注群经,与 之抗衡,并借用王朝力量立为学官,遂有“郑学”“王学”之争。随着南北对峙局 面的形成和玄学的兴起,于是又出现清谈“玄学”与传统“汉学”、博学”与“北 学”的分歧。在学术风格上,南学主义理,重创新;北学主典实,重故训。南朝治 经《易》尊王弼注,《尚书》用东晋出现的伪孔传,《左传》则用杜预集解;北朝, 《周易》《尚书》用郑玄注,《左传》用眼虔注。《毛诗》、《礼》南北同尊郑注。 此其大致。当时南北王朝并未明确将经注定为一尊,学者谁主谁从,都是各行方便, 从其所好。特别是在南北势力交会之处,更是南学与北学混,义理与典实杂。这样 就给后生学习,经义取正,带来困难。这种情况在政权分离之时,倒还可以容忍, 但天下统一之后,特别是自隋王朝设立郡国之学以养士,开设明经、进士科取才以 后,没有一个统一的经解作教材和课试标准,势必给教育和选举工作带来很多麻烦。 史载隋文帝下令考试国子学生,准备择优录用,可是“自正朔不一将三百年,师训 纷给无所取正”(《隋书儒林传》),众博士无法评出考卷。有鉴于此,唐太宗下 令孔颖达主持编纂五经注疏定本。

   同与编修之事者尚有多人,以孔颖达为其首领。在注疏编纂过程中,义例的制 定,是非的考论,皆由颖达我夺。首先,孔颖达在众多的经书章句中,选择一家优 秀的注释作为标准注本,然后对经文注文详加疏通阐释。

   《周易》经注,西汉的梁丘、施、高氏之学,都已亡于西晋,京氏、孟氏流于 谶纬灾祥,学者不传。南北朝唯传郑玄、王弼易注。郑氏讲爻辰象数,王氏详玄学 义理,相比之下,王注义例明备,“独冠古今”,故孔颖达《易》用王注。《书经》, 欧阳、大小夏侯也都亡于永嘉之乱,南北朝多尊郑注。东晋梅赜进献《尚书孔安国 传》,号称古文,篇章也比郑注为多,时人不知其伪,大行于南朝,隋代“二刘” 也研习孔传,孔颖达初本习郑氏《尚书》,后从刘焯传孔义,认为“其辞富而备, 其义弘而雅”(《尚书正义序》),遂定伪孔传为圭桌。《诗经》,齐诗亡于曹魏, 鲁诗亡于西晋,韩诗虽存而无传人,唯毛诗郑笺,独行于世,孔颖达正义,《诗》 用毛传郑笺。《礼》,本有《仪礼》、《周礼》、《礼记》三经之别,但是《仪礼》、 《周礼》为制度仪文,缺乏义理,亦少文采,《礼记》则事文义理兼具,因此三礼 之中独取《礼记》,注用郑玄。《春秋》,亦有公羊、谷梁、左氏三传,其中公谷 空言说经,不及左氏事富文美,因此以《左传》附经。孔颖达历考汉晋训贴,大多 杂取公谷,为例不纯,唯西晋杜预集解,“专取丘明之传以释孔氏之经”,尊经重 本,“子应乎母,以胶投漆”(《春秋左传正义序》)。更重要的是杜氏为《左传》 总结有“五十凡例”,补充了左氏在三传中义理贫乏之不足,与仅重文字训诂的各 家传注不可同日而语。见解最高,体例最善,故于众解,独取杜氏。

   《唐会要》(卷77)说:“贞观十二年国子祭酒孔颖达撰工经义疏170卷,名曰 《义赞》,有诏改为《五经正义》”。考本传,孔颖达贞观六年除国子司业,七年 与魏征等同修《隋书》,十一年修正礼,十二年官进国子祭酒。可见《五经正义》 的编修是在十二年孔颖达做国子祭酒任内。从受诏到成书,前后不过一年,文成数 十万字,为卷170,真是神速!神速!究其原因,盖有二焉:一是得博学诸儒的通力 合作。参加修《周易正义》的有颜师古、司马才章、王恭、马嘉运、赵乾叶、王琰、 于志宁等;修《尚书正义》的有王德昭、李子云;修《毛诗正义》的有王德昭、齐 威等;修《礼记正义》的有朱子奢、李善信、贾公彦、柳士宣、范义囗、张权等; 修《春秋正义》的有谷那律、杨士勋、朱长才等。参修诸人都是当时儒学的第一流 人材,博极群书,精通五经。颜师古,是颜之推之后,“少传家学,博览群书,尤 精训诂”,曾奉太宗诏考订五经文字异同,撰《五经定本》,做了经书的文字统一 工作;又撰《汉书》注,大重于时,至今仍是研究《汉书》最优秀的古注。司马才 章传家学,通五经,为国子助教;王恭精三礼,并私撰《义证》,“甚为精博”; 马嘉运兼通儒释二教,“尤善论难”,高宗朝为国子博士,侍讲殿中;谷那律淹贯 群书,被褚遂良称为“九经库”;朱子奢少习《左传》,善属文,为中书舍人;杨 士勋、贾公彦都是《春秋》、《礼》学专家,杨后来撰有《春秋谷梁传疏》、贾撰 《周礼》《仪礼》二疏,与《五经正义》一并传为千古仪则,为今传《十三经注疏》 之一。其余诸君也都以学问官至国子、太学、四门学的博士或助教。(两《唐书》 儒林传及本传)孔颖达领导的《五经正义》编纂班子,真是英才荟萃,通儒群集, 难怪乎成书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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