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里头与中华文明的形成:一种新的范式

 

2007年10月30日下午,国际著名汉学家、美国达慕思大学教授艾兰(Sarah Allen)应邀在社科院考古所做了题为“二里头与中华文明的形成:一种新的范式”的学术报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等单位的学者,以及考古系的部分研究生参加了报告会。报告会由陈星灿研究员主持,许宏研究员担任点评。 艾兰教授首先剖析了中美学术界对于“夏”的认识上的差异,指出:随着数十年来大量考古发掘资料的积累,中国学者一般认为“夏”是真实存在的。但是,在美国学术界,对于“夏”的存在一般持审慎态度,甚至有极端的修正派史学流派不但对“夏”的历史真实性提出挑战,而且对“中国”这个概念用于先秦时代也提出怀疑。艾兰教授指出:“历史的”记载总是有着一定撰写目的的,不同于后世对待它们的目的。从殷墟所出的甲骨文来看,其中并无能够证明夏朝存在的确凿证据。所以,她假设“商人有一个关于夏的神话建构,并把它当作与自己的信仰相背的早期族群,而这个神话又被征服商朝的周人重释为一个历史上的朝代”。她认为,尽管“夏”是否为神话有待讨论,但是,如果我们要作历史的重建,并不应该靠那些具有神话性的材料,而应立足于考古学资料。同时,艾兰教授也发现,一些学者开始不受文献资料的影响,以更为慎重的态度对待文献与考古资料的整合,尝试用确凿的考古学证据证明偃师二里头为中心的早期青铜时代文化的复杂性和成熟性,例如刘莉和陈星灿教授所著的《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State Formation in Early China)。 报告中,艾兰教授引用了“文化霸权”概念,认为一种精英文化(elite culture),其最早积淀并形成于公元前二千纪早期并以河南偃师二里头为中心,在商代末叶以前确立了在中国大陆的文化霸权。她说,如果我们更多的关注于文化影响而非政治权威,就会发现这种“文化霸权”的具体表现:青铜礼器及相关事物(青铜仪仗兵器、特定类型的玉器、依据甲骨裂兆)作为精英文化的权威性标志,其形制与纹饰在晚商的所有中国区域都是共通的。同时,艾兰教授也认为,中国古代作为礼器而普遍存在的青铜器系斯佩伯(Dan Sperber)所说的“文化表象”(cultural representations),即反复传播(这种传播出于模仿、趋同心理,可能并不传播任何技术便利)。据此,结合“文化霸权”现象,艾兰教授假设:在古代,如同在现代,“文化表象”有着由强势一方到弱势一方传递的倾向。而且,虽然强势文化的文化样式易于在传播中发生变化,但此等变化均被限制在强势文化已知的基本样式的范围内。 通过上述研究模式的解析和借鉴,艾兰教授认为,二里头遗址的重要性不在于它最早使用青铜器,而在于它最早使用青铜铸造礼器。尽管冶铜技术起源于何处尚未可知,但二里头遗址青铜容器铸造中所使用的合范技术显然是中国的传统。况且,无论王城岗和二里头是否为夏都,但嵩山自古就以来就有不同寻常的宗教地位,应是值得注意的现象。据此,结合二里头时代的文化内涵,可知礼制应初步形成于二里头时代,“文化表象”和“文化霸权”在当时很可能已经存在。而与其同时期的大甸子遗址所出的花纹罐,不排除模仿二里头文化木器、漆器的图案的可能。同时,“文化表象”和“文化霸权”也表现在二里头文化、二里岗文化、殷墟晚商文化和周文化的关系上。通过对这一阶段部分遗物(主要包括可能象征礼制的青铜器和陶器)的形制和纹饰的研究,艾兰教授认为,二里头文化、二里岗文化、殷墟晚商文化和周文化在礼器上表现出极强的传承性。最后,艾兰教授认为,从“精英文化”和“文化表象”的角度讲,延续发展的中华古代文明,正是发端于二里头时代所开创的礼制文化。 报告结束后,许宏研究员从方法论、研究内容、治学态度和学术敏锐性上对艾兰教授的研究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对一些考古新材料进行了补充,认为艾兰教授的这一研究将会产生积极的国际影响。随后,与会学者在陈星灿研究员的主持下,就一些学术前沿问题同艾兰教授进行了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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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小军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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