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的动物考古学研究(内容提要

动物考古学研究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探讨古代人类与动物的各种关系,其中最重要的关系就是通过何种方式获取动物作为肉食资源。获取动物作为肉食资源的方式可以概括为家畜饲养、狩猎和捕捞等。古代人类在食用这些通过不同方式获取的动物以后,将它们的骨骼废弃在居住地周围。通过考古发掘采集的动物骨骼,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被当时人利用的动物状况。因此,通过对考古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进行种属鉴定,及运用最小个体数(其确定原则和方法是:1、必须是能够鉴定到种或属的动物骨骼。2、统计一个种或属各个部位的骨骼,有左右的必须分清左右,哪种骨骼的数量最多,这个数字就是这个种或属的最小个体数。但是,肋骨、脊椎骨、趾骨等一般不作为最小个体数的统计对象)、可鉴定标本数量(其确定原则和方法是:1、必须是能够鉴定到种或属的动物骨骼。2、对分别属于各个种或属的全部动物骨骼进行统计)等定量分析的方法进行统计[1],我们对被古代人类利用的动物种类和数量就能有一个比较科学的认识。 据有关学者研究,我国新石器时代的家养动物有猪、狗、鸡、牛、羊等。其中对家猪的确认主要是依据年龄结构,即各个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的猪的年龄主要集中在2岁以下,这中间又以1岁左右的居多。这个年龄结构显然与野猪的年龄结构不符,因为野生动物群的年龄结构是自然形成的,其中应该包括各个年龄段,狩猎者不可能专门去捕获2岁以下、主要为1岁的野猪。目前所知最早的家猪出自广西桂林甑皮岩遗址,距今约8000多年[2]。判断为家狗的依据是遗址中出土的狗头骨较小,吻部较短。另外,在有的遗址中,储藏粮食的窖穴底部发现完整的狗骨架这大概是人有意识地摆放的。目前所知最早的家狗出自河北武安磁山遗址,距今7000多年[3]。家鸡的认定主要是将遗址中出土的鸡的跗跖骨的测量数据与现代原鸡、现代家鸡的同类骨骼的测量数据进行比较,发现其数据位于后两者之间。而现代动物学研究证明,家鸡是原鸡经人工驯养而成。另外,有的遗址中发现的鸡大多数为雄性,这也间接地反映出人工作用的结果。目前所知最早的家鸡出自磁山遗址[4]。确定遗址中出现家牛的理由是从牛骨看这类牛的体型较小,与其祖先原始牛有区别。目前所知最早的家牛出自陕西临潼白家遗址,距今7000多年[5]。有关家羊的确认未见详细报道,仅提到以内蒙古赤峰红山后的红山文化遗址中出土最早,年代至少为距今5000年前[6]。而我国新石器时代的野生动物包括梅花鹿、麋鹿、獐、麂、马鹿、狍子、虎、狼、貉、熊、獾、猴、兔、中华竹鼠及各种鱼类等等。这里要说明的一点是,有关中国新石器时代马的问题尚需做进一步研究[7],本文暂不讨论。 经过对动物骨骼的定性定量分析,我们认识到家养动物中以猪占大多数。另外,虽然野生动物的种类明显超出家养动物,但如果从各类野生动物的数量看,则主要集中在梅花鹿、麋鹿、獐等鹿科动物上,把一个遗址中的猪等家养动物和鹿科动物的数量加到一起,基本上占据其全部动物总数的绝大多数。家养动物通过家养活动繁殖饲养,而野生动物是由当时的人们通过狩猎活动获得的。本文试图对我国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资料进行整理和归纳,比较各个遗址中家养动物和野生动物各自的数量比例,总结当时人们获取肉食资源的不同方式,归纳出中国新石器时代人类获取肉食资源的基本模式,在一定范围内探讨其形成的原因,并在理论上提出认识。

二里头遗址位于河南省偃师市,此遗址的主体文化遗存属于二里头文化,是二里头文化时期的一处超大型聚落遗址,绝对年代约为距今3800-3500年。

一、各遗址出土的动物状况

二里头遗址的动物遗存分别出自于七个考古学文化层,分别是二里头一期、二里头二期、二里头三期、二里头四期地层、二里岗下层、二里岗上层和汉代层,共有39429件,其中可鉴定标本数(NISP)为22116件,占遗址出土全部动物骨骼总数的56.09%,这批动物遗存至少代表45种动物。根据所发现的野生动物的生态习性笔者推断当时的二里头遗址处在一种较现在优越的自然环境中。

从严格的意义上讲,我国的动物考古学研究尚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8]。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报告中有关动物骨骼的详细记录不多,大多都十分简略,有相当一部分甚至完全没有提及。我们在这里将有关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报告中对出土的动物骨骼记载比较明确,基本上对各类动物都有量的界定或估量的资料汇集到一起,按家养动物和野生动物的标准进行统计和归纳。通过比较研究我们注意到,在各个地区的考古遗址中出土的家养动物和野生动物的数量有一定的区别。这里按东北及内蒙古地区、黄河中上游地区、黄淮地区、长江三峡地区、长江三角洲地区和华南地区等分别对各个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进行统计和归纳。我们在叙述各个地区的遗址时按现在的行政区划由东向西排列。另外,在按照地域区划排列遗址时,考虑到考古学文化的因素,对有些遗址作了适当的调整。 东北及内蒙古地区 1.黑龙江密山新开流遗址新开流遗址发现大量鱼及鹿科等野生动物骨骼。研究者运用可鉴定标本数量的方法对该遗址出土的哺乳动物骨骼进行统计,从报告的内容分析,当时人过着以捕鱼为主、兼营狩猎的生活[9]。 2.吉林农安左家山遗址 左家山遗址的文化遗存分为三期。研究者运用可鉴定标本数量的方法对该遗址各期出土的动物骨骼进行统计,第一期猪等家养动物占全部动物总数的12%,鹿科等野生动物占88%。第二期猪等家养动物占5%,鹿科等野生动物占95%。第三期猪等家养动物占15%,鹿科等野生动物占85%。一至三期家养动物的数量均明显低于野生动物,可见狩猎和捕捞活动一直占据着主要地位[10]。 3.辽宁本溪马城子遗址 马城子遗址B洞下层为新石器时代文化层,研究者对这层出土的狍子、鳖、鱼等野生动物和家养动物狗的骨骼进行统计,认为渔猎经济在当时占有主要的成分。而在马城子遗址青铜时代的洞穴墓葬里发现随葬动物的下颌骨,其中以猪的数量最多,其它还有狗和鹿。可见此时家畜活动已占据比较重要的地位[11]。 4.辽宁长海小珠山遗址 小珠山遗址分为下、中、上三层。研究者对该遗址各层出土的动物骨骼未作具体统计,从报告的内容分析下层以鹿为最多。中层有鹿、獐、狗、猪等,以鹿为最多,猪次之。上层有猪、鹿、狗、獐等,以猪为最多[12]。 5.辽宁大连郭家村遗址 郭家村遗址的文化层包括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两层。研究者运用可鉴定标本数量的方法对该遗址各层出土的动物骨骼进行统计,猪、狗等家养动物占据全部动物的68%,而鹿科等野生动物占32%[13]。 6.内蒙古巴林左旗富河沟门遗址 研究者对富河沟门遗址各层出土的动物骨骼未作具体统计,从报告的内容分析其全部是野生动物,其中鹿科占半数以上,未发现可以肯定属于家畜的动物骨骼[14]。

本文可以确定狗、猪、山羊、绵羊和黄牛这五种动物为二里头遗址先民们饲养的家畜,它们的可鉴定标本数在全部动物可鉴定标本总数中占有非常高的比例,野生动物的比例始终没有超过25%,据此笔者认为二里头遗址先民们获取肉食资源的方式应属于“开发型”;从肉食结构来看,猪、牛、羊、梅花鹿这四种动物构成了当时二里头人最为重要而稳定的肉食来源,在这四种动物中,又以猪最为重要。

黄河中上游地区 1.内蒙古伊金霍洛旗朱开沟遗址 朱开沟遗址的文化层包括龙山文化晚期、夏和早商。研究者运用最小个体数的方法对该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进行统计,自龙山文化晚期到早商,猪等家畜一直占据绝对多数[15]。 2.河北徐水南庄头遗址 南庄头遗址为距今10500-9700年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研究者对该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仅做了种属鉴定,未做数量的统计,并认为其中的狗和家猪为家养动物[16]。但是我们认为属于家猪的4块骨骼没有测量数据,可以推测年龄的1块上颌骨和1颗游离齿也没有显示其为家猪的年龄特征。而有关狗的2块骨骼同样没有测量数据,也难以说明问题。考虑到这个遗址的年代相当早这一特点,在没有明确证据的前提下,似乎将狗和猪都归入野生动物来对待比较合适。这样,该遗址出土的全部是野生动物。 3.河北武安磁山遗址 磁山遗址属于新石器时代的较早阶段,研究者对该遗址的动物骨骼未做具体的统计,仅认为该遗址出土的野生动物骨骼的数量占据全部动物的半数以上,猪骨数量远不如仰韶文化遗址或者龙山文化遗址中的猪骨那样占据绝对优势[17]。 4.河南汤阴白营遗址 白营遗址属于河南龙山文化,研究者对该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未作具体统计,从报告的内容分析鹿等野生动物数量较少,猪等家养动物数量较多,可见家畜活动已占据主要地位[18]。 5.河南渑池班村遗址 班村遗址的文化层自下而上分别为裴李岗文化层、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层、庙底沟二期文化层、战国时代层等。研究者运用最小个体数的方法对该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进行统计。裴李岗文化层里猪等家养动物占全部动物总数的59%,鹿科等野生动物占41%。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层里猪等家养动物占84%,鹿科等野生动物占16%。庙底沟二期文化层里猪等家养动物占83%,鹿科等野生动物占17%。战国时代层里猪等家养动物占80%,鹿科等野生动物占20%。家养动物在各层中均占主要地位[19]。 6.河南淅川下王岗遗址 下王岗遗址的文化层包括仰韶文化、屈家岭文化、龙山文化和西周等4层,研究者对该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未作具体统计,从报告的内容分析猪是数量最多的动物,可见家畜活动已占据主要地位[20]。 7.陕西临潼白家遗址 白家遗址属于新石器时代的较早阶段。研究者运用可鉴定标本数量的方法对该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进行统计,猪等家养动物占全部动物总数的60%,野生动物占40%。当时尽管已经以家畜活动为主,但狩猎经济还占相当大的比重[21]。 8.陕西临潼姜寨遗址 姜寨遗址包含有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层、史家类型层、庙底沟类型层、半坡晚期类型层和客省庄二期文化层等。研究者运用最小个体数的方法对该遗址各层出土的动物骨骼进行统计,半坡类型层里猪等家养动物占全部动物总数的42%,鹿科等野生动物占58%。史家类型层里猪等家养动物占31%,鹿科等野生动物占69%。庙底沟类型层未出土动物骨骼。半坡晚期类型层里猪等家养动物占18%,鹿科等野生动物占82%。客省庄二期文化层里猪等家养动物占21%,鹿科等野生动物占79%。该遗址比较特殊,有一个猪等家养动物的数量逐渐减少,而鹿科等野生动物逐渐增多,直至占据绝大多数的过程[22]。 9.陕西西安半坡遗址 半坡遗址属于仰韶文化。研究者对该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未作具体统计,从报告的内容分析猪骨是数量最多的,可见家畜活动在当时已占据主要地位[23]。 10.陕西扶风案板遗址 案板遗址分属于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研究者运用可鉴定标本数量的方法对该遗址的动物骨骼进行统计,其中猪等家养动物占全部动物总数的61%,鹿等野生动物占39%,可见当时家养动物已占据主要地位[24]。 11.陕西宝鸡北首岭遗址 北首岭遗址属于仰韶文化。研究者对该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未做具体统计,从报告的内容分析当时饲养家畜以猪为主,猪是肉食的主要来源,狩猎、捕鱼等经济活动居于次要地位[25]。 12.陕西商县紫荆遗址 紫荆遗址包含有老官台文化、仰韶文化半坡类型、西王村类型、龙山文化、西周文化等5个文化层。研究者运用可鉴定标本数量的方法对该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进行统计。在老官台文化层里猪等家养动物占全部哺乳动物总数的20%,鹿科等野生动物占80%。在半坡类型层里猪等家养动物占25%,鹿科等野生动物占75%。在西王村类型层里猪等家养动物占40%,鹿科等野生动物占60%。在龙山文化层里猪等家养动物占76%,鹿科等野生动物占24%。有一个猪等家养动物的数量逐渐增多,鹿等野生动物不断减少的过程[26]。 13.甘肃武山傅家门遗址 傅家门遗址包括石岭下类型和马家窑类型两个文化层。研究者运用最小个体数的方法对该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进行统计。在石岭下类型层里猪等家畜动物占全部动物总数的80%,鹿类等野生动物占20%。在马家窑类型层里猪等家畜动物占83%,兔等野生动物占17%。该遗址的马家窑类型层里未见鹿科动物。家畜活动在当时已经占据主要地位[27]。 14.甘肃永靖大何庄遗址 大何庄遗址属于齐家文化。研究者运用可鉴定标本数量的方法对该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进行统计,猪等家养动物占全部动物总数的98%,鹿科等野生动物仅占2%,家养动物占据绝对多数[28]。 15.甘肃永靖秦魏家遗址 秦魏家遗址是齐家文化的墓地。研究者大致运用可鉴定标本数量的方法对该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进行统计,猪等家养动物占据绝对多数[29]。

通过对卜骨原料及其加工工艺的探讨,笔者发现二里头遗址二里头文化时期的卜骨与河南龙山文化、二里岗文化以及以殷墟为代表的晚商文化时期的卜骨是一脉相承的;同时,笔者发现,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骨、角、蚌器在加工方法和原料的选取上已经非常成熟;通过三区和五区出土动物遗存状况的对比和分析,笔者对二里头遗址生活于不同性质区域的两类古代居民在动物利用上的差别和共性有了一定的认识;通过与其它遗址的历时性和共时性比较,笔者更加清楚地认识了二里头遗址古代居民对动物资源的利用方式以及动物资源在当时人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

黄淮地区 1.安徽濉溪石山子遗址 石山子遗址属于新石器时代的较早阶段。研究者运用可鉴定标本数量的方法对该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进行统计,猪等家养动物占全部动物总数的35%,鹿科等野生动物占65%。以野生动物为主[30]。 2.安徽蒙城尉迟寺遗址 尉迟寺遗址包括大汶口文化层和龙山文化层。研究者运用最小个体数的方法对该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进行统计,大汶口文化层中猪等家养动物占全部动物总数的57%,鹿科等野生动物占43%。龙山文化层里猪等家养动物占全部动物总数的55%,鹿科等野生动物占45%。两个文化层里均以家养动物为主[31]。 3.山东泰安大汶口遗址 大汶口遗址属于大汶口文化。研究者运用可鉴定标本数量的方法对该遗址动物骨骼进行统计,其中猪等家养动物占全部动物总数的51%,鹿科等野生动物占49%。以家养动物为主[32]。 4.山东潍县鲁家口遗址 鲁家口遗址包括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研究者运用可鉴定标本数量的方法对该遗址的动物骨骼进行统计,猪等家养动物占全部动物总数的78.7%,鹿科等野生动物占21.3%,以家养动物为主[33]。 5.山东兖州西吴寺遗址 西吴寺遗址包含有龙山文化和周代两个文化堆积。研究者运用统计最小个体数的方法对该遗址的动物骨骼进行统计,在龙山文化层里猪等家养动物占全部动物总数的53%,鹿科等野生动物占47%。周代的猪等家养动物占60%,鹿科等野生动物占40%。以家养动物为主[34]。 6.山东泗水县尹家城遗址 尹家城遗址包含有自大汶口文化一直到两汉时期的文化遗存。研究者运用可鉴定标本数量的方法对分属于龙山文化、岳石文化及商周汉代这三个时期的动物骨骼进行统计,确认在龙山文化层里猪等家养动物占全部动物总数的35.2%,鹿科等野生动物占64.8%。在岳石文化层里猪等家养动物占60.2%,鹿科等野生动物占39.8%。在商周汉代层里猪等家养动物占59.4%,鹿科等野生动物占39.8%。有一个家养动物逐渐增多,野生动物不断减少的过程[35]。但我们在动物鉴定报告中发现龙山文化的墓葬里出土110余付幼猪的下颌骨,而研究者在统计时仅考虑出自地层堆积和灰坑中的动物骨骼,没有将这些猪的下颌骨统计在内,如果将它们合并到龙山文化的动物骨骼中一起考虑,则当时的动物比例应为猪等家养动物占58%,鹿等野生动物占42%。以家养动物为主。 7.江苏沭阳万北遗址 万北遗址包括万北一期到唐宋,动物骨骼主要出自万北一期和万北二期。研究者运用统计最小个体数的方法对这些动物骨骼进行统计,万北一期猪等家养动物占全部动物总数的88%,鹿科等野生动物占12%。万北二期猪等家养动物占全部动物总数的67%,鹿科等野生动物占33%,以家养动物为主[36]。 长江三峡地区 1.四川巫山欧家老屋遗址 欧家老屋遗址属于大溪文化。研究者运用最小个体数的方法对该遗址的动物骨骼进行统计,猪等家养动物占全部动物总数的17%,鹿科等野生动物占83%。以野生动物为主[37]。 2.四川巫山大溪遗址 大溪遗址属于大溪文化。研究者运用最小个体数的方法对该遗址动物骨骼进行统计,猪等家养动物占全部动物总数的22%,鹿科等野生动物占78%。以野生动物为主[38]。 3.四川巫山魏家梁子遗址 魏家梁子遗址属于魏家梁子文化。研究者运用最小个体数的方法对该遗址的动物骨骼进行统计,猪等家养动物占全部动物总数的18%,鹿科等野生动物占82%。以野生动物为主[39]。 长江三角洲地区 1.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 河姆渡遗址属于河姆渡文化。研究者对该遗址的动物骨骼进行了大概统计,认为鹿科等野生动物的比例相当大,数倍于猪的数量,以野生动物为主[40]。 2.浙江桐乡罗家角遗址 罗家角遗址属于马家浜文化。研究者对该遗址的动物骨骼未作具体统计,从报告的内容分析动物骨骼中以鹿科最多,猪次之。以野生动物为主[41]。 3.江苏常州圩墩遗址 圩墩遗址的动物骨骼均属于马家浜文化。研究者运用可鉴定标本数量的方法对该遗址的动物骨骼进行统计,猪等家养动物占全部动物总数的15%,鹿科等野生动物占85%,以野生动物为主[42]。 4.江苏苏州龙南遗址 龙南遗址属于崧泽文化晚期到良渚文化早期。研究者运用可鉴定标本数量的方法对该遗址的动物骨骼进行了统计,猪等家养动物占全部动物总数的70%,鹿科等野生动物占30%,以家养动物为主[43]。 5.上海青浦崧泽遗址 崧泽遗址属于崧泽文化。研究者运用可鉴定标本数量的方法对该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进行统计,猪等家养动物占全部动物数量的26%,鹿科等野生动物占74%,以野生动物为主[44]。 6.上海青浦福泉山遗址 研究者对该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未作统计,从报告的内容分析,福泉山遗址崧泽文化层里出土的动物骨骼中猪等家养动物的数量较少,主要是鹿科等野生动物[45]。 7.上海闵行马桥遗址 马桥遗址包括良渚文化层和马桥文化层。研究者运用统计最小个体数的方法对该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进行统计。良渚文化层里猪等家养动物占全部动物总数的62%,鹿科等野生动物占38%,以家养动物为主。马桥文化层里猪等家养动物占20.7%,鹿科等野生动物占79.3%,以野生动物为主[46]。 华南地区 1.江西万年仙人洞遗址 仙人洞遗址为洞穴遗址,研究者大致运用可鉴定标本数量的方法对该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进行统计,基本上均为野生动物,当时的人类以渔猎为主[47]。 2.福建闽侯昙石山遗址 昙石山遗址为贝丘遗址,研究者大致运用可鉴定标本数量的方法对该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进行统计,猪等家养动物占全部动物总数的61%,鹿等野生动物占39%,以家养动物为主[48]。 3.广西桂林甑皮岩遗址 甑皮岩遗址为洞穴遗址,研究者大致运用可鉴定标本数量的方法对该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进行统计,鹿等野生动物在全部动物中至少占据77%以上,而猪等家养动物最多占23%,以野生动物为主[49]。 4.云南元谋大墩子遗址 大墩子遗址发现数量较多的动物骨骼,研究者对该遗址出土的各类动物骨骼未做具体统计,从报告的内容分析家养动物的骨骼占可鉴定标本数量的70%左右,以家养动物为主[50]。 以上系统地归纳了各个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的家养动物和野生动物状况,我们将各个遗址及各个文化层出土的各种动物及数量排列成表,并注明绝对年代,以便对照。

二、各地区获取肉食资源的特征、类型及模式

尽管由于对考古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进行定性定量分析的工作做的不多,与各个地区发掘的新石器时代的全部考古遗址相比,上述这些进行过动物考古学研究的遗址数量仅占据其中的一小部分,我们不能按照考古学研究中已经做到的在年代学上分段较细的顺序进行动物考古学的讨论。但是把年代尺度适当放宽,依据现有的全部资料,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在新石器时代以各个地区为单位的遗址中出土的家养动物和野生动物的比例并不一致,还是能够归纳出当时各个地区获取肉食资源的特征。以下分别叙述。 东北及内蒙古地区 这个地区的人类在距今6000年前获取肉食资源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完全通过渔猎活动;一是以渔猎活动为主,家畜饲养活动为辅。到距今5000年前又出现一种以家畜饲养活动为主,渔猎活动为辅的获取肉食资源的方式。到距今4000年前,完全以渔猎活动获取肉食资源的遗址再也没有发现,而以渔猎活动为主,家畜饲养活动为辅,或以家畜饲养活动为主,渔猎活动为辅这两种方式仍继续分别存在于不同的遗址中。 黄河中上游地区 这个地区的人类在距今一万年前完全通过狩猎、捕捞活动获取肉食资源。到距今7000年前已经出现两种新的获取肉食资源的方式,一种是以狩猎活动为主,家畜饲养活动为辅;一种是以家畜饲养活动为主,而以狩猎活动为辅,但家畜动物的比例还不是太高。从距今6000多年以来,在全部获取肉食资源的活动中家畜饲养活动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直至占据绝对多数。这是当时黄河中上游地区获取肉食资源方式的主流。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也不排除个别特殊现象的存在,如姜寨遗址的特点就与其它遗址完全不同,一直到距今4000年前左右仍以狩猎活动为主。我们注意到,与姜寨遗址相隔仅20多公里、在一定时间段里文化面貌也大致接近的半坡遗址,获取肉食资源主要依靠家养动物。其和这个地区距今6000年以来获取肉食资源方式的主流是一致的,姜寨遗址的特殊性可能与其所处的特定自然环境有关。 黄淮地区 这个地区的人类在距今7000多年前主要通过渔猎活动获取肉食资源,家畜饲养活动占据次要地位。到距今6000年前开始变为主要通过家畜饲养活动来获取肉食资源,并且在以后的整个新石器时代里一直保持这样的习惯。但这里必须强调的是,在这个地区家畜饲养活动在获取肉食资源的全部活动中所占的比例最终也没有像黄河中上游地区那样达到绝对多数。 长江三峡地区 这个地区目前掌握的经过动物考古学整理的资料最少,按照对现有资料的认识,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在距今6000年到4000年前这一时间段里家养动物的比例始终不高,而野生动物在百分比中占据大多数。即便到了商周时期,家养动物的比例虽然较以前明显增加,但仍未超过半数[51]。我们还注意到,在野生动物中,鱼的比例始终较高,这个地区人们的生存活动似乎保持着一种规律,即在获取肉食资源时注重捕鱼和狩猎,而对家养动物并不重视。由于资料太少,且起始和结束的时间跨度不大,我们在本文仅列举资料作为参考,而不展开讨论。 长江三角洲地区 这个地区的人类在自距今7000多年到距今5000年以前基本上保持着以渔猎活动为主、家畜饲养活动为辅的获取肉食资源的习惯,但距今5000年以来,一段时间以内却转变为以家畜饲养活动为主、渔猎活动为辅的获取肉食资源的方式。 华南地区 这个地区的人类在距今一万年前完全通过渔猎活动获取肉食资源,到距今8000年以前仍以获取野生动物为主,但出现少量的家养动物,开始转变为以渔猎活动为主、家养动物为辅获取肉食资源。在距今不到4000年前,获取肉食资源的方式转变为以家畜饲养活动为主,渔猎活动为辅。 家养动物出自驯养,野生动物来自渔猎。上述各个地区考古遗址中出土的这两类动物的不同比例实际上反映出当时人们获取肉食资源的不同方式。我们在这里对上述各个地区遗址中出现的获取肉食资源的不同方式进行探讨。 我们认为,当定居生活基本形成以后,狩猎和捕捞活动往往就在居住地周围进行。这样,居住地周围有什么动物,当时的人就可能狩猎或捕捞什么动物。虽然其狩猎或捕捞的行为属于人的一种有意识的生存活动,但其狩猎或捕捞的对象及那种完全通过狩猎或捕捞活动获取肉食资源的方式应该说是当时人的一种整个依赖于居住地周围自然环境存在的野生动物的表现,故我们在这里将这种获取肉食资源的方式命名为依赖型,定义是当时人们的肉食完全依赖于捕获居住地周围自然环境中存在的野生动物。除主要通过在居住地附近的狩猎或捕捞行为获取野生动物之外,还在居住地内饲养一定种类和数量的家畜,这是又一种获取肉食资源的方式。某种家养动物的出现是当时人们对某种野生动物进行驯化的结果,这个驯化的过程可能是相当漫长的。尽管到目前为止,世界上对这个驯化过程是如何进展的尚没有明确的认识,但饲养家畜意味着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用一种特定的方式左右动物的生长,是对自己生存活动能力的一种开发,在这一点上大家的看法是一致的。故我们在这里按照饲养家畜已经出现,而狩猎或捕捞野生动物仍然占主要地位的状况将这种获取肉食资源的方式命名为初级开发型,定义是当时人们的肉食主要依赖于捕获居住地周围自然环境中存在的野生动物,此外还饲养一定数量的家畜。而反过来,当家养动物的比例占据多数,狩猎、捕捞动物的比例转变为少数时,证明当时人获取肉食资源的方式有了很大的改变,即主要是通过有意识地饲养家畜来保证肉食资源的供应,但也不排除还有一定种类和数量的狩猎活动。相比狩猎活动,饲养活动更多地体现出计划性、管理性,其在整个获取肉食资源的方式中占据主要比重,是人的生存活动能力进一步提高的表现。我们在这里按照获取肉食资源方式以饲养家畜为主的状况将这种获取肉食资源的方式命名为开发型,定义是当时人们的肉食主要来自饲养家畜,但在一定程度上还依赖于捕获居住地周围自然环境中存在的野生动物。 我们将各个地区的遗址中反映出来的当时人获取肉食资源的行为按上述的定义分别归入这三个类型,将距今10000-4000年前这一时期按1000年为单位分为七个时间段,将存在于各个地区的各种类型排列在一起,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三个类型按时间早晚在各个地区的分布状况。这里要说明的一点是,尽管从表一看,东北及内蒙古地区距今4000年前初级开发型仍然存在,但是属于初级开发型的只有左家山遗址三期文化层一处,而属于开发型的有小珠山遗址上层和郭家村遗址二处。同样,尽管黄河中上游地区距今4000年前初级开发型仍然存在,但是属于初级开发型的仅有姜寨五期文化层一处,而属于开发型的则有白营遗址等九处,可见这两个地区在距今4000年前属于初级开发型的遗址在数量或比例上均占少数或极少数,开发型占据了主要或绝对主要的地位。因此,除长江三峡地区资料较少,不作讨论外,其它几个地区在距今4000年前可以说都是以开发型为主或完全属于开发型了。 我们在这里进一步将上述分布于各个地区的三个类型排列成一个模式。科学上有关模式的定义一般包括三点,第一点为区分探讨的范围;第二点为确认各种要素在整体中的性质;第三点为时间的概念[52]。我们探讨的范围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获取肉食资源的方式,而依赖型、初级开发型、开发型这三种方式在中国新石器时代人类获取肉食资源的过程中都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这三种方式自下而上的排列同时包括时间变迁的含义。我们认为这个模式基本上概括了各地区的古代人类在距今10000-4000年前这样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段里获取肉食资源的几种方式,显示出中国新石器时代人类获取肉食资源的大致发展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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