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G. 菲洛拉莫:宗教多元性与认同性危机澳门太

  更有趣的是,在年届八十五岁高龄时,伯格再一次华丽转身,发表《现代性的多种祭坛:多元时代的宗教新范式刍议》,试图为宗教社会学重新建构一个新的范式。这本小书还收录了三位学者对于伯格新思想的回应,其中对于伯格的新论见仁见智,褒贬不一。笔者认为,伯格从已经放弃的世俗化理论中捡回一些概念进行新的理论建构,虽然这不足以称得上是宗教社会学研究的新范式,但是的确为现代社会和宗教提出了一种新的世俗化理论,我称为主体驱动的世俗化理论,这与他之前的世俗化理论已非常不同。  一、对于多元现象的认知调整策略  在西方社会中,存在着多元的种族、多元的民族、多元的宗教以及多元的很多其他现象。Pluralism一词在英语中有两重含义,一个是多元性现象,一个是多元论主张。多元性是对社会事实的描述,多元论则是一种观念形态(ideology),一种立场主张。伯格说,他使用过plurality一词来指称多元性,但在英语中这属于冷僻词,时常遇到人们的疑问,因此在此书中决定采用pluralism一词,以顺应人们的习惯。笔者认为,这种随俗策略不足取。普林斯顿宗教社会学家乌斯诺(Robert Wuthnow)等人主张使用diversity(多样性)一词来描述多元并存的现象,而用pluralism一词来指接纳多元的一种哲学立场。不过,在伯格新著中,pluralism不仅是指多元并存,因为多元并存可能是老死不相往来的并存,那样的并存或许可以用diversity一词来指称,但伯格想要说的是同桌共餐、同枕共眠的多元并存,是有交往互动的多元性。  伯格的社会学论说一向是从认知心理出发的。他说,这种交互性的多元并存,耳濡目染,长此以往必然导致相互体味熏染,进而导致认知熏染。汉语中对此有一个极好的表达,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就是这个意思。与持不同观点者长期交往互动,难免导致自己固有观点的相对化。不过,与相异于己的人的差异特别大时,很可能产生认知失谐。出现认知失谐后,不同的人会采取不同的应对策略。一种策略是否认他者的效度,即断定他者的认知在方法论上是无效的,或者攻击其动机,说异己者另有图谋,这是方法论或动机论的谋杀策略,诉诸比较激烈的方式,便是想方设法改变、融化、消灭异己的对方及其观点。第二种策略是选择回避,不再接触,彼此隔离。在日常生活和我们周围的人群中,都不乏这两种策略的案例。伯格提出,其实还有第三种策略,即经过交涉谈判做出某些让步,从而换得和平共处。这种认知策略或许可以称作多元论策略。对于日益凸显的多元性现实来说,为了自己和他人以及社会和世界的和平共处,这是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重要策略,需要新的范式。  伯格进一步分析了造成认知失谐的现实原因。动物依靠本能,人类依靠习性,习惯是人的第二天性,习惯结成定制或制度(institutions),从而在各种情境之下可以高效地应对行动。从定制中脱离,的确是获得自由,但自由与焦虑总是相互伴随。因为自由地做选择、做决定,总是需要付出思考,需要相应的知识和相应的决断力。现代化的发展,总是会打破很多固有定制,从而给很多人带来自由和焦虑。有些人在现代化过程中试图维护和修复受到威胁的确定性,持有一种原教旨主义的立场。不仅有宗教的原教旨主义,而且有世俗的原教旨主义。把进步、自由当主义,便是一种世俗主义的原教旨主义。宗教的原教旨主义是反动的,是保守故旧的确定性。世俗主义的原教旨主义是进步的,是彻底放弃故旧以便建立全新的确定性。其实,两种原教旨主义都是对于现代性的抗拒,即不能接受和容纳宗教性和世俗性的交融并存。伯格特别指出,进步主义导致了先锋队意识,进而以先锋队代替进步阶级,结果是垄断权威,垄断权力,形成全能社会(totalitarianism)。  与原教旨主义截然相反,在出现认知失谐时,有人以相对主义拥抱相对性,认为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性。这以尼采为典型,他宣告上帝死了,从此没有绝对。这也是后现代主义的立场,这种立场主张包容彼此相异的观点和生存方式。不过,相对主义的绝对化也会排除异己,即排斥那些不接受相对主义的观点及其持有者。伯格指出,美国或西方的大学文化,这种绝对的相对主义已然成为主流,从而使得保守主义难以立足。不过,对于这种绝对化的相对主义也已有人开始做出反省。伯格说,他在波士顿看到一个车贴:尼采,你已经死了。署名永恒的上帝。伯格指出,原教旨主义和相对主义都是陷阱,对个人和社会有害,相对主义会导致道德虚无主义,原教旨主义则导致盲信狂热。在伯格看来,现代社会既不一定非要否定相对性,也不一定非要庆祝相对性。在原教旨主义和相对主义之外,还有第三种策略或道路,就是多元主义的中庸之道。 二、多元宗教与个体信仰  宗教具有内在和外在的双重存在,既存在于人们内心并体现在个体行为,也存在于集体定制、社会制度中。在现代化早期,特别是在法国,为了打破强大的外在的宗教制度,启蒙思想家们也把矛头对准内在,试图把内外在的宗教一同清理干净,因此把宗教等同迷信,呼唤理性时代的到来。这被伯格称作社会科学中对待宗教的启蒙运动偏见。这种偏见即使不在哲学上反对宗教,也会认定宗教与现代性格格不入,断定现代性越高,宗教性越低。在法国,经过多年的反复冲突和流血斗争,直到一九○五年宪法确定了世俗性为国家的治理原则,政主教从,把教会强力置于政府管制之下。  如果消除了宗教对于社会的影响,社会道德如何确立?启蒙运动是充满道德自信的,社会思想家孔德提出历史三阶段论:从神话神学时代,到形而上学哲学时代,再到实证科学时代,宗教的道德教程将被世俗的道德教程替代。孔德明确提出用社会学替代宗教为社会确定秩序与进步。追随孔德的社会学家涂尔干对此发扬光大,在一九〇五年世俗性大胜利后,参与制定公民道德教材社会学与道德手册。这样的道德重建工程,在欧美社会虽然已经成为笑谈,社会学已经回归实证科学的本位,但是,这种由世俗性主导的道德重建工程,仍然在世界其他地方实验着。

现代末期的宗教及其未来在新千年降临之际,宗教正在经历某些彻底的变革:首先一个变革就是世俗化过程对于各种传统宗教产生的巨大影响,这种世俗化以各种不同的形式从基督教开始,在今天和未来将依然这样进行下去。我们正在经历的,毋宁说是伴随社会—文化的深刻变化而发生的作为私人领域的宗教信仰和作为制度因素的宗教的一个巨大变革和适应过程。这种变革的两个主要因素是,大众传媒和消费社会的胜利以及全球化过程正在彻底地改变着宗教的本来面貌,具有明确的宗教认同性的社团和运动正在卷入对这些变革既适应又抵抗的严酷过程。这个过程的后果是不确定的,但毋庸置疑的是,只有在各种宗教证明它们有能力把它们的救世预言用来适应新的大众传媒系统的地方,它们才能继续生存,也许甚至是发展。宗教因素再次变成公共而不再是私人舞台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对如此复杂的场景,一些重要的问题正在显现出来,其中殊为突出的就是宗教多元性的本质及其特殊的动态。从社会学观点看宗教多元性深受其神学教育影响的社会学家彼得·贝格尔,对于帮助我们认清作为世俗化时代宗教的一个特殊方面的多元性的核心特征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在20 世纪60 年代,联系到欧洲世俗化过程的出现和正在变化着的美国的宗教状况,贝格尔 强调了两点,首先是作为制度的传统宗教的公共重要性正在逐步地而又不可逆转地丧失;其次是由于现代性典型的宗教个人主义盛行而造成宗教维度的私人化倾向。这种新的状况导致各种宗教——不言而喻是从基督教开始——制度作用的危机。贝格尔用一个关于宗教实质而不是宗教功能的定义来支持这样的解释,也就是说宗教倾向于同神圣事物保持一致,保罗·蒂利希称之为“终极关怀”。所以,在新的场景中,各种制度性宗教据说应该仅仅建立在被信众视为具有最大利害关系的个人现实经验的基础上,其原因恰恰在于这种经验是按照个人的私人选择,而不是按照相应的传统和社会功能而有所不同。他进一步揭示说,在新的宗教现代性场景中,宗教不再是一种命定的东西,而是选择的结果。这样,宗教多元性成为新场景的独一无二的特征;由于信仰的相对主义和缺乏超越传统宗教的可视性,这种场景变成了一种信仰超市。在这个信仰超市上随着日益受传媒操纵的消费社会的降临,消费者的“消费”成为关键,因而消费者的选择——对于“最有价值”的产品的选择,而不是保持传统信仰——成为一个决定性的特征。贝格尔的“宗教多样性”观念,首先是被美国的神学家们,然后是被欧洲的神学家们广泛接受,因为尽管场景语境发生了彻底改变,但它在各种不同的竞争性宗教语言之外或者在它们的隐蔽下,提出了一个共同的基本经验参照。它深刻地影响了例如由约翰·希克开创的一个重要的宗教神学流派;这个神学家认为各种不同宗教之间的冲突不是各种制度和教义之间的冲突,而是因为对于“终极关怀”的同样的基本经验的答案不同。正如我们立即就会看到的,即使情况要复杂得多,事实上多元性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解读基督教与现代性关系的方式赖以为基础的特定的神学选择;此外,这是对于20 世纪的宗教史研究产生过深刻影响的一个数度出现的话题。欧洲历史上的宗教多元性从我们所关注的历史—宗教的观点来看,贝格尔和其他许多社会学家坚持宗教多元性基本上是一个现代的现象(因此基本上是一个西方的现象) 这样的说法是否正确? 答案可能只是否定的。我们只需极其肤浅地浏览一下我们的历史——例如17 世纪或者古代末期,就足以说明我们面对的是一个长期存在的现象,它肯定不是现代或者更近的当代欧洲历史所特有的。有一个显然是十分特殊的欧洲观,即把波兰视为天主教和新教的西方与东正教的东方(看来并非偶然地把俄罗斯排除在外) 之间的中介;也不能够分析它未见效果就已普遍失败的原因。相反,我们必须在论述中着重指出的是另一个事实。在基督教具有主导作用的地方,这种定位的结果是显而易见的:从犹太教到伊斯兰教,所有的其他传统宗教全部被边缘化了,虽然在少数民族中间,它们是欧洲宗教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何况,这里还没有考虑所谓“异教”成分的存在,这种“异教”成分依然被当做一种“民俗”文化保存在从西欧开始的诸多欧洲国家,而且通过被浪漫主义重新发现,成为欧洲宗教认同性的一个基本的组成部分。确实,与企图消灭它们的所有期望相悖,“异教的妖魔鬼怪”从来就没有真正消失过;事实上,借助许许多多的变形,它们通过形成当代宗教多元性的一个因素等手段一直生存至今,而且尽管很难界定和辨认,却依然是重要的。虽然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采取了一眼就可以看出是吞并主义亦即反对多元化的立场,但历史实际要复杂得多。确实,欧洲的宗教史不能等同或者仅仅局限于基督教和基督教会的历史,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譬如说从意大利的宗教历史来看,其实是基督教徒、犹太教社团以及在某些时期的伊斯兰教社团之间的关系史,更不用说与定期反复出现, 从而形成了一种“基础低音”( basso continuo) 的异教基底的冲突。宗教多元化的法律语境及其与政治神学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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