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看待王安石和司马光的政见?

问题:司马光与王安石之间到底有着怎样的仇恨?

问题:怎么看待王安石和司马光的政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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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恨算不上,此二人都是君子,他们之间矛盾只是政见不同而已。

王安石主张开源,司马光主张节流;王安石说:“不加赋则国饶用”,司马光说:“天地所生财货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则在官,不加赋而上用足,不过是设法阴夺民利,其害甚于加赋”;王安石主张增加国库收入,司马光主张藏富于民。两人政见上的不同,但出发点都是为了国家,在品德、学识、性格有很多想通之处,且在变法之前是非常好的朋友。他们之间因为政见不同引起的争斗还算是君子之争。后来王安石辞相回乡,神宗去世后,朝中不少人想要弹劾,司马光一句“王安石变法并没有谋私利,只是性格执拗尔。”

先说说王安石,其实他的改革,初衷还是好的,改变国家的积弊。从他那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就可以看出,他的巨大决心和他对自我的激励。然而天下间并不是所有的官员都可以像他那样公正廉洁,他的政策到了地方就变了,变成地方官的进阶之路和敛财的借口,所以变法的时候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其中就有司马迁、苏轼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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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说司马迁,这个人还是很厉害的,先不说他的政见对不对,以他写的《资治通鉴》就可以在中国的历史甚至世界的历史都可以做到不朽。他是属于保守派,是那种敦厚君子,对于王安石的变法,他觉得太激进,所以完全持反对态度,后来在他执政的时候完全废除了整套变法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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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变法的内容更符合现代人的思想,比如“市易法、均输法”很像近代的国家资本主义,由政府控制大宗商品买卖。比如“保甲法”在后世经常被用到,乱世时靠“保甲法”来维护治安。用得最好的是白崇禧,在广西推广保甲法,整个广西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青苗法”以现代人的感觉,这个挺好的。现在的银行都是国家的,银行发放贷款不是很正常吗。但是王安石变法的可操作性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是无法执行的。(我在另外一个头条问答做过解释:王安石变法为了富国强兵,为什么司马光和苏轼都要反对。)要知道包括司马光、欧阳修、苏轼、苏辙、程颢、程颐很多官员对王安石变法开始是持支持态度的。在变法中总会有些意见不同,比如苏辙就提出用“常平仓”制度来取代“青苗法”。可王安石是有名的“拗相公”,按现代人的说法是“偏执狂”,对自己设定的变法内容不做妥协与改变,只提拔支持自己改革的人。结果是几乎所有正直的大臣都离他而去,剩下的都是为了升官的奸佞小人。变法队伍里都是些被《宋史》记录在奸臣传里的人,多是沈括、蔡京之流。沈括在王安石第一次下野后,立马转变过去对变法鼓吹怎么怎么好的做法,上书弹劾变法的各种坏处。结果神宗、吕惠卿还在朝,当即被神宗贬到地方,永不录用。使沈括仕途没法发展,静下心来写《梦溪笔谈》。司马光回朝当政,要马上改变王安石变法的措施,大多数大臣认为要不可操之过急。原来变法的干将蔡京领命只用五天就改变了所有变法措施。变法引起的新旧党争,是把北宋拖入灭亡的重要原因。变法中对社会生产力引起的破坏,深深的刺激了中国历代的政治家们。整个封建社会在王安石变法后就再也没有大的变法改革措施。(明朝的张居正改革是依托朱元璋建国时制定的各项非常繁多的制度,早已没人执行了。顶着祖宗之法的壳,来构建自己的制度。)直到近代被洋人用炮火打开国门时,才想到变法强国!

再来说说和他们有关系的第三人‘苏轼’,这个人在王安石变法的时候持反对态度,在司马迁完全废除王安石变法的时候也是持反对态度。因为他觉得变法不符合国情,最后只有劳民伤财,而完全废除了太偏激也不行。所以后来苏轼一直处于被贬的状态,一直贬到海南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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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秉承着孟子重义轻利的学说,认为国君不能与民争利思想来反对王安石变法。司马光主张要藏富于民,国君要节用,反对宋朝皇帝大肆赏赐官员,带头不接受皇帝的赏赐。司马光的主张更符合儒家思想,被当时大部分的官僚所接受。(宋太祖提出与士大夫共天下,宋朝的士大夫集团是历朝历代中最负责,对国家最忠心耿耿的。)所以当士大夫集团看到王安石变法引起扰民,坑民事件越来越多时,越来越多的有责任心,正直的官僚走向了王安石的对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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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看待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打个比喻就是刚出学校的你和你父亲的区别,一个注重保守稳扎稳打,一个注重创新天马行空。当然这个比喻也有点牵强并非完全对,不过好理解。司马光就属于父亲一派想守成,我有多少米支多大锅;王安石就属于你一派,想开拓,上市,推新产品,抢占市场,融资开疆扩土。王安石与司马光都是君子,最后两败俱伤。几个列子,青苗法:王安石极力推行,但司马光不认为以前可没干过这事呀,无论生产总值如何,都存在官与民的利益分配问题。分配过于不均,就可能引起社会动荡。不可为,不可为。保甲法,王安石觉得可行呀,几家几户联合起来维护治安,不是好事吗,打仗的时候还可以随时参战,司马光认为,宋代的社会风尚已重文轻武,地方武官又几乎没什么权力,但求无过不求有功,指望这样一班官民搞保甲法,扯了。所以王安石与司马光在观念上永远属于相反一派。造就了一世的矛盾。要说谁对谁错,不敢妄言,历史自有公论,毕竟我们都未曾站在他们自身的角度设身处地的想过。

若是评论王荆公和司马温公的政见,能写一篇硕士论文了,这里简单说,参考资料:黄仁宇《中国大历史》。

王荆公的改革,包括青苗法保马法等等,本质上是利用数字来管理国家财政,进行由国家主导的市场经济,这一理念非常超前,超前到当时人无法理解的程度。中国古代王朝,一直宣扬得民心者得天下,宣扬仁政,耻于谈钱财与商业,而王荆公敢于打破这一魔咒,“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大胆地进行金融财政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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